春秋战国时期霸政格局的表现
1、周室东迁，其政治地位伴随着军事力量的削弱而一落千丈，以宗法制、分封制确立起来的政治秩序受到了冲击，东周王室失去了控制天下诸侯的能力。各国的利益冲突不断，战争越来越频繁。特别是原来被中原各国视为“蛮夷戎狄”的国家或部族迅速崛起，成为中原各国不得不面对的强敌。因此，各国都感觉到需要寻求天下秩序的仲裁者。——于是，争夺“霸主”地位，就成为大国强主的努力方向。同时，周王室的权威尽管急剧下跌，但它的影响力依然存在，那些争当霸主的大国君主，往往要打出“尊王”的旗号，奥妙就在于此。
2、春秋前期，齐桓公成为第一位霸主。他在管仲的辅佐之下，整顿内政，提高国力，对外以“尊王攘夷”相号召，广泛争取盟国。他击退北狄进攻，使邢、卫两国危而复安；他帅中原联军伐楚，迫使楚国签定城下之盟。故有“春秋五霸，齐桓为盛”之说。此后的春秋争霸史，主要以晋、楚两大强国为中心而展开。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构成了南北两大强国几十年争霸战争的主要脉络。其间还夹杂有宋襄公、秦穆公图谋称霸的努力。齐、晋两国先后与楚国争霸，集中体现出“夏夷之争”的色彩。春秋后期的争霸，则主要表现为吴、越之争，这两个崛起于南方的国家真正充当霸主的时间不长，但与楚国的北上争霸先后相继，客观上促进了江南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圈的融合过程。
3、在周室衰微的时候，霸主肩负着协调、平衡各国关系、保护属国利益的义务。这主要体现在以盟誓的形式，公开申明反对用战争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如“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左传?僖公九年》)。在当时的“争于气力之世”，“弱国无外交”是既定的格局，弱小的国家不得不依赖霸主为靠山。当然，霸主承担保护盟国利益的义务，是以得到回报为其前提的：其一，霸主在政治上得到盟国的拥戴，在军事征伐时可以借助盟国兵力；其二，霸主在经济上得到盟国的贡纳。鲁国对于霸主晋国“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郑国对晋国同样是“行李之命，无月不至，贡之无艺”，郑国的政治家子产在“平丘之盟”上据理力争，迫使晋国降低了给郑国规定的贡赋数额(《左传?昭公十三年》)，就是治史者所熟知的一例。我们可以断言，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与争夺对小国贡赋的占有权密切相关。
4、到春秋晚期，饱受争霸战争之苦的宋国，两次提出了“弭兵”(即停止战争)的倡议。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宋大夫向戌奔走于晋、楚、齐、秦及其它小国之间，导致十余国大夫在宋国达成了第二次“弭兵”之约。盟誓的主要内容是：“晋、楚之从(盟国)交相见”，“勿用兵、勿残民、利小国”(《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誓约“晋、楚之从交相见”的内涵就是，原来分别追随晋楚两大霸主的盟国(不包括齐、秦在内)，要同时承认晋楚两国的霸主地位，履行向霸主朝聘进贡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弭兵”之约得到遵守，是因为作为盟国的其它国家，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以双倍的贡纳，避免两大强国为经济利益而发动战争。
5、霸主地位的奠定，固然要依靠强大的国力，而霸主地位的维持，却必须得到诸侯盟国的倾心归附。所以，一个国家要保持其霸主地位，必须德、威、信并重，这是霸主标榜自己推行王道、主持正义、争取盟国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正是因为霸政还需要这些装饰物，因而才使得春秋时代与强权横行的战国时代相比，表现出若干不同。
春秋战国是个乱世，诸侯列国混战不断，逐渐破坏周天子的礼乐秩序，政治格局的平衡经数百年混战终于被彻底颠覆，伴随战争而来的则是百姓的流离失所，这对百姓而言是痛苦，而对政治而言则是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必要阶段。战争一方面在摧残着人们的生活，一方面又在加快民族文化的融合，持续推动变革的步伐。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壮大，他们通过变革旧有的教育体系，改变了传统的人才培育自天子出的模式，孔子、孟子、老子、鬼谷子等诸子百家广收门徒，游走列国，合纵连横，将新兴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带到了诸侯列国，间接推动变法运动的发展，新的制度逐渐建立起来，期间变法最为彻底的秦国，成为诸侯列国的最强者，也成为结束春秋战国数百年乱世的核心力量。
而在这些改变乱世的人才中，那些在诸侯列国中行使权力的人们，最开始的时候很多是天子家族乃至诸侯贵族们的后裔，随着战争的不断向纵深发展，旧有的贵族人才在逐渐没落，安逸享受得久了就自然而然的产生骄纵之心，这也便导致对权力和富贵产生寄生之情，国家的发展车轮也就停滞，为别国所超越或者毁灭。因此越是到春秋战国后期，尤其是变法势力团队的巩固，诸侯列国的最高政治统治阶级更替越来越快，许多旧的贵族门第衰败或消失，而一些出身微贱的人则依托自己的才华而爬上权力高位。这些人才很大部分都来自底层，祖父之辈或靠军旅为生，或靠经商为生，或靠土地为生，大多拜与诸子百家的某个门派，习得一身本事，便到某国国君身边进行游说。他们大多非常敢想也敢干，是列国变法图强的中坚。越是到战国后期，这种人就越是多，这是时代使然。
约在秦朝统一天下前数十年间，这些社会出身不高的人，越来越多的活跃在诸侯列国的政坛之上，当年为周人所贬低的商人族群也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最快的发展，他们历经数百年的积累，财富几可匹敌国家财政。但是这些商人即便经历了数百年依然没有政治地位，这个时期的商人们便都非常热衷于借财富进入朝堂，妄图推行自己的治国理想，其中的佼佼者即是吕不韦。有趣的是，正是这个阶级的兴盛，呈现出一个新的地主和官员阶级合二为一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和管理模式影响后世深远，在后世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更是形成了某种叫绅士阶级的群体。
这个时代里虽然周天子依然保持这天下共主的身份，但周王室的衰败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自从周平王放弃祖先之地，将岐山地区拱手送给了西方的秦国而后，周天子的衰败就在意料之中。而周平王选择将都城迁徙到中原核心地区，虽说诸侯列国环绕周围，避免了戎狄部族的侵略，可是也给诸侯列国们挟天子以令诸侯创造机遇。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诸侯国君中，他们对周天子已经没有了西周时代的尊崇，周天子除了共主的虚名，根本没有实际控制国家的能力，甚至连军队也无法调度，周王朝末期的周赧王为攻打秦国，甚至要跟诸侯列国借钱借军队，可谓是悲惨万分，也可见周天子在这个时期已经完全丧失的军队控制力。
当年周武王推翻商朝时，周王室将征服的土地分封给王室成员、功臣良将和上古贵族后裔，分封制的政治体系保持了周王朝的数百年的稳定发展，数百个诸侯列国在这些年间成为周天子共主身份下的臣属之国。这些国家或大或小，当然大部分都是小国，这是周天子的阴谋，周天子不愿意让任何诸侯国坐大，甚至周天子还暗许诸侯国君在国内推行采邑制度，就是诸侯国君可将土地再次进划分并封赏给有亲族或者有功之臣，这本身就是在削弱诸侯国君的力量。
在这数百年间，很多诸侯小国被彻底消灭，晋国，楚国，秦国等国成为攻灭诸侯小国的先行者，而后仿效者众多，但最终成功者是少数的七个国家，也就是后来的战国七雄，他们基本上已经不再朝贡周天子，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周天子被架空而后是名存实亡，政治管控力已渐失控。据史书记载，单单说春秋200多年间，就至少有36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52个诸侯国被灭。诸侯朝聘和盟会450多次，大小战事就有480多起，明确记载的朝贡周天之事却不超过100次，就算那100次全部是诸侯国君到周天子面前去请战或者诉苦，那都多半跟战争有关。但对周天子而言，他也没有任何办法，这些战争已经完全超出了其控制，在那天色暗沉的朝堂之中，青铜灯烛映照下的哀伤脸庞下，周天子对未来是充满着绝望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