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与（“太平天国运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战争）有什么关系吗？
1843年上海开埠后，外国侵略者纷纷在上海设立洋行;在开埠的当年就有11家，三年以后又增至25家。在相当长时间，西方商人和洋行一直依赖中国商人做媒介--这些买办人物多半出自钱庄，通过他们，把产品输入内地，早期的财务关系，通常也都是经过经纪人或洋行买办和当地钱庄进行清算。胡雪岩在认识左宗棠之前，就几乎和上海的所有洋行和著名买办人物打过交道了，他也成为这些外资乐于合作的官员经纪人。
严格地说，1862年以前，胡雪岩商业上的原始积累所剩无几，除获利渠道仍然有限外，他也把大量积蓄用于应酬性开支，1862年光他无偿进贡给左宗棠的那20万石大米就价值近百万。他最大的一笔初期积累还是得益于战争:他为左宗棠的湘军筹措军需，代购军火。
左宗棠一直非常重视西洋军事技术。他认为:“旧式枪炮，本己精工，近改用后膛进子之法，进口大而出口反小，致远取准，更为精妙，其新式则愈出愈奇，实则枪如后膛螺丝开花，已极枪炮能事，无以复加……”因而，在自己的部队中装备了相当数量的西洋兵器。在楚军营制中，还特别制订了爱惜洋枪一条，开首便说:“洋枪、洋炮、洋火、洋药，不独价值昂贵，购买亦费周章，凡我官勇，务宜爱惜，不可浪费。”
1862年太平天国战事后期，胡雪岩已经在帮购运过一批新式军火，但规模更大的买卖还是在收复新疆的西征过程里。左宗棠曾谈及，军械、军火的采运非常艰辛:“军火、器械一切……逾山水万里以达军前，始工(供)取用，一物之值，购价加于运费已相倍蓰，尚须先备采运实银，乃期应手。”具体事宜由设在上海的采运局委员胡光墉负责。
胡雪岩和洋行的关系这时候派上了用场。在上海，销售军火的洋行很多，主要有:地亚士洋行、麦登司洋行、新泰来洋行、拿能洋行、马德隆洋行、琼记洋行、太古洋行、泰来洋行、德生洋行、香港南利洋行、美国纽约“林明敦”制造厂等等。还在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胡雪岩参与福州船政局创办，结识了洋员德克碑等。根据兰州制造局专仿普式(德国)螺丝枪及后膛七响枪，及从德国购买武器的记载来看，专营“普国大埠加士答炮局、专铸成灵巧坚固铜炮”的香港南利洋行及曾参与左宗棠第二次西征借款的德商泰来洋行都参与了西征的军火交易。
胡雪岩代办军火十分尽心，来往于这些洋行之间，精心选择，讨价还价，大批军火得以转运西北，仅1875年在兰州就存有从上海运来的来复枪“万数千枝”，不但广为采购，且“遇泰西各国出有新式枪炮，随时解运来甘”。一些利于指挥作战的先进仪器也由胡雪岩购置，比如，前线指挥官使用了双筒望远镜。1902年5月，新疆巡抚饶应祺在一份奏折中提及:“前督臣左宗棠、抚臣刘锦棠出关，携运后膛来福马枪，哈乞开斯、马蹄泥、标针快，利名登、七响、八响、十三响枪共二万余杆。”这还不包括金顺、张曜等部的武器装备。左宗棠曾称赞胡光墉“(镇压回民起义)前购之布鲁斯(即普鲁士)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用攻金积堡贼巢，下坚堡数百座;攻西宁之小峡口，当者辟易”。
左宗棠对于胡光墉在上海的采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胡光墉自办理上海采运局务以来，已历十余年，“转运输将毫无贻误，其经手购买外洋火器必详察良莠利钝，伺其价值平减，广为收购……现在陆续运解来甘者大小尚存数十尊，后膛马步枪亦数千杆，各营军迅利无前。关陇新疆速定，虽曰兵精，亦由利器，则胡光墉之功，实有不可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