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的尊严中文章围绕“母亲的脚”写了哪些事情
母亲睡觉时不脱袜子，冬天不脱，夏天也不脱。冬天睡觉不脱袜子，脚会暖和些，这倒可以理解。夏天睡觉也不脱袜子，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大夏天的，脚上套着一双袜子，一套就是一夜，多热呀！我以为是母亲临睡前忘了脱袜子，就对她说，睡觉时最好把袜子脱掉。母亲说了一句“不碍事”，再睡觉还是穿着袜子。
妻子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她从医学的角度劝母亲，说人睡觉时全部身心应彻底放松，如果脚上箍着一双袜子，就会影响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和血脉畅通，对健康不利。妻子提到母亲一年前得的一场大病，从病的性质来看，说不定跟睡觉不脱袜子有点儿关系。妻子把事情说得这样严重，我想母亲也许会受到触动，扯巴扯巴，把袜子从脚上扯下来。然而，母亲只是轻轻地笑了一下，说没事儿的，多少年了，她已经习惯了。
是的，回想起来，30多年前，母亲去矿区帮我们看孩子时，就一年到头不脱袜子。把胖胖的娃娃抱上一天，母亲有时累得小腿发肿。晚上临睡前，母亲会自己烧点儿水，到小屋里泡泡脚。泡完洗完，光着脚上床休息就是了，可她擦了擦脚，又把袜子穿上了。那时，我对母亲的这个习惯一点都没注意，就算偶尔看到了，也没往心里去。当父母的，对孩子的一切总是很关注，一点一滴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而当孩子的，对父母的日常生活总是粗枝大叶、不大留意。直到父母日渐衰老，差不多变成需要我们照顾的弱者，我们对他们的习惯才关注起来，并试图改变他们的习惯。我也是这样，当注意到母亲有这个习惯时，我和妻子的看法一致，认为母亲的这个习惯不是什么好习惯。
妻子悄悄问我，老太太为什么非要坚持穿着袜子睡觉呢？这个问题我真没想过。既然妻子当成一个问题提了出来，我得想一想。我一想就想起来了，可能母亲觉得她的脚不好看，所以用袜子把脚遮盖起来。想到这一点，我几乎把这个答案当成了定论，对妻子做了解释。妻子将信将疑，说不至于吧。
母亲小时候裹过脚，但没有裹成小脚，只裹了一半就不裹了。如果说裹脚也是一项工程的话，母亲的脚裹得顶多算是半拉子工程。人们所说的“解放脚”，指的就是像我母亲这样不大不小的脚。母亲跟大姐二姐讲过她从小裹脚的经历，我也听到了。那时她刚四岁多，姥姥就开始给她裹脚了。姥姥将她还在发育的脚丫折叠起来，把除大脚趾以外的其余四根脚趾弯到脚板下面，用生白布做成的长长的裹脚布死死缠住。正是满地跑着玩的年纪，裹上脚，她就如同一只被折断了翅膀的小鸟儿，跑不成了。母亲害怕裹脚，对裹脚一百个不愿意、一万个反对。母亲表达反对的办法，是一看见姥爷，就在姥爷面前狠哭，哭得昏天黑地。姥爷当时在开封城里当厨师，思想比较开明，加上母亲是他最小的女儿，小女儿哭得让他实在有些受不了，他就对姥姥说，算了算了，孩子实在不想裹，就给她放开吧。就这样，母亲的脚没有被继续裹下去，是姥爷的干预，使母亲的脚获得了解放。尽管如此，母亲的脚还是稍稍有些变形，不是原生态，不是天足的样子。
我国以往的文化里，的确有糟粕。如横行了很久的缠足，就是一种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文化。这样的文化何止糟糕，它简直就是变态、畸形、丑陋，让人深恶痛绝。我真是不明白，我们这样一个优秀的民族，怎么会滋生出这样一种在全世界都丢丑的文化呢！这样的文化不知伤害了多少个包括我母亲在内的女人啊！
父亲去世时，我母亲才30多岁。生产队为了照顾我家，为了让母亲多挣工分，就让母亲跟男劳力一块儿干活。我见过母亲赶大车。一个男劳力在车前赶牲口，母亲在后面为大车掌舵。装满土粪的大车需要拐弯时，母亲就奋力转动车把，调准方向。我还见过母亲耙地。母亲赶着一匹马和一头骡子，左手牵着撇绳，右手举着鞭子，两脚分开，站在木梯一样的耙床上，驱动牲口前行。地里满是土坷垃，耙床起起伏伏，站在耙床上，像踏浪一样，对人的平衡能力有极高的要求。即便是男人，因脚下站不稳，掌握不好平衡，都有可能从耙床上掉下来。可母亲在耙床上站得稳稳当当，耙了一圈又一圈，把地耙得像面一样细。亏得母亲没有把脚裹成小脚，倘是把脚裹得像我们村的一些老太太的脚一样，走路时脚后跟一捣一捣，连走都走不稳，这样怎么能养活她的几个年幼的孩子呢！
我给母亲剪过手指甲。母亲70多岁之后，手指甲变得很脆，指甲剪刚剪住指甲，指甲就崩飞了。我从没有给母亲剪过脚趾甲，母亲坚持自己剪，不让我给她剪。给母亲洗脚更谈不上了。我没有问过大姐、二姐和妹妹，不知她们给母亲洗过脚没有。我只知道，在母亲病重期间，妻子的确为母亲洗过一次脚。定是经过妻子的反复劝说，聪慧的母亲为了配合儿媳，完成儿媳的一个心愿，才一改往日的习惯，同意妻子为她洗脚。
最难忘的一个细节，发生在母亲弥留之际。眼看母亲呼吸渐弱，我们赶紧为母亲换上事先预备好的寿衣，给母亲穿上新袜子和新的绣花鞋。门外大雪纷飞，我们守护着母亲。这时，母亲的一只脚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我们一齐向母亲脚上看去，原来有一只鞋没穿好，从母亲的右脚上脱落下来。在即将远行的情况下，我惊异于母亲还能意识到自己的脚，还能感觉到有一只鞋没有穿好。我们辛劳了一生的母亲，此时已不能说话，但母亲动脚的意思再清楚不过，是提醒我们把鞋给她穿好。
大姐赶紧把绣花鞋套在母亲脚上，对母亲说：“娘，鞋给您穿好了，您放心吧。”
作者：刘庆邦
晓雾
十五年前的一个晚上，偶然因兵乱同母亲相聚了；又在那一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我又必然地要离开母亲。她同我坐一辆洋车到车站。两个月的相聚，已很相熟了。记得那日到苏州时，别人告诉我：“你快见到你妈妈了。”一个从小就离开母亲的孩子，已经不大记得清母亲是怎样一个人了。只听见别人一路上提到妈妈长，妈妈短。明知妈妈是个爱孩子的妈妈，但不知会不会和妈妈马上熟悉起来，因为我实在对她不了解，比见到一个陌生的客人还陌生。我还难为情，就因为她是妈妈，所以才更觉得难为情。
见面时，她并不像别的母亲一样把孩子抱起来吻一下。这时我倒不紧张了，站在她面前像个小傻瓜。她将覆在我额前的头发轻轻地理着、摸着，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似乎想在我的脸上、我浑身上下，找出她亲生孩子的记号。她淡淡地问长问短，问我认过多少字，读过多少书，我像回答一位客人的问话似的回答她。晚饭上了桌，她把各样菜分在一只小碟子里让我吃，我最喜欢吃青豆烧童鸡。
此后，每天的饭桌上，我面前总是放着一碟青豆烧童鸡，带我的老妈妈不明白，说：“厨房里天天有红烧鸡，真奇怪！”
“还不是你家小姐喜欢吃，是我招呼的。”母亲笑着说。
过中秋节，我所得到的果品同玩意儿都和众弟弟一样。当我午睡醒来时闻到一阵阵香味，睁开眼四处一看，见床前的茶几上有那么一个小小的绿色花瓶，瓶中插着两枝桂花，那是我比他们多得的一样中秋礼物。
九月的天气，一早赶七点的西行火车，母亲同我乘坐一辆洋车，我坐在她身上，已不像初见时那么难为情了。她用两手拦住，怕我掉下去。一路上向我嘱咐千百句好话，叫我用心念书，别叫祖母生气。
平门内一带全是荒地，太阳深深地躲藏在雾中不出来，树林只剩下一些树梢，浮在浓雾的上面，前后左右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我覆在额前的头发被雾打湿了，结了许多小露珠，从脸上滚落下来。母亲用手帕为我拭干，同时自己也拭了拭。
我上了火车，她仍在月台上看我。我坐在车椅上，头顶不到窗子，她踮着脚看我，泪水在眼里打转，却没有哭出来。
在晨雾中，我们互相看不见了。不知是雾埋葬了我，还是埋葬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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