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二十年，国家出了哪些文

更新时间：2019-02-06 06:58:46 165次访问

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国家层面已发布了9道“减负令”，地方出台的“减负令”多达上百道。然而，现实情况是，学生的课业负担不减反增，家长的焦虑感更甚。

　　对比9道“减负令”，记者发现，每一道“减负令”所对的“症”都是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都在试图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不良倾向。稍有不同的是，不同时期学生课业负担的程度和社会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形式各异。

　　梳理历年的“减负令”，记者发现，2000年以前，国家层面发布的“减负令”，其政策“靶心”瞄准的主要是课堂内的学业负担。比如，不得随意增减课程设置和教学时数，不得任意增加教学内容，要严格控制考试和竞赛次数，以及限制作业量、控制计划外教辅使用量等。

　　2000年后发布的“减负令”，在重申此前多道“减负令”关于控制考试、控制竞赛次数、教学要严格遵循教学大纲等内容的基础上，从制度性安排的视角，开出了不少“药方”，提供了多个政策选项。比如，2000年1月发布的《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首次提出小学生学业评价取消百分制，同时要求在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区坚决落实小学免试升初中的规定。

　　这些制度性安排成为此后减负政策的“压舱石”。2004年6月教育部出台的“五坚持五不准”在重申此前政策基础上，再次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一律实行免试就近入学，不准按照考试成绩排队”。

　　遗憾的是，日趋复杂的社会情境，不仅使中小学减负陷入一边学校减负另一边校外培训机构拼命加码的怪圈，而且客观上导致此前出台的相关制度性安排的效果大打折扣。比如，学校取消的“小升初”考试纷纷转入地下或半地下，最终换来了校外培训班的持续红火，不但学生的课业负担未减，反而增加了家长的负担。

　　针对“占坑班”及校外文化课补习热等社会新苗头，2013年8月出台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明确提出严禁违规补课、公办学校和教师不得组织或参与举办“占坑班”及校外文化课补习，试图打破“学校减负、社会加负”和“教师减负、家长加负”的怪圈。在当前由一维走向多维的社会情境里，我国未来的中小学减负问题，亟待新的思维、新的政策选项去逐一破解。

“减负”这个口号从何时正式提出的，这已经很难找到答案了。“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论述，可以说是毛主席对减负的最早论述。

真正的“减负”运动，是从1999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议》中明确提出的：“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已成为推行素质教育中刻不容缓的问题，要切实认真加以解决”。2000年开始，各地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减负”运动：不准学校假期补课；不准变更课程计划随意增减课时；不准征订各种辅导资料，不准布置重复性作业；不准把学生逐出课堂等等。

而这些要求，在今天依然年年重提，可见减负运动只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仅如此，校外辅导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涌现，学生的负担不仅没有减少，家庭又增加了一笔不少的辅导开支。

减负、减负，怎么能越减越重？中小学要怎样才能真正减负？

在我看来，只要不改变“唯分数论”的评价方式，一切“减负”都会是“增负”！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捋一捋：

学生的负担，来自做不完的题，为什么要做题，甚至是刷题？当然是为了提升考试分数！有了“好分数”，就可以上“好大学”，上了好大学，就会有“好工作”，有了好工作，就会有“好人生”，这符合中国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想法。

如果不改变“唯分数论”的减负是怎么样的呢？最初实行减负的学生，可能会幸福一段时间，但是一段时间后，大家会发现“上当受骗”了，表面上大家站着统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实际上“暗流涌动”，人家有些孩子一直上辅导班，结果成绩比你的好很多，这种“剧场效应”必然会逼迫这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孩子加入“补课大军”，孩子的负担没有减下来，家庭的支出却大大增加了。我们这里一个“名不转经传”的辅导机构，就是在全省进行轰轰烈烈的“减负”运动时，迅速发展成了“辅导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