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结合中美关系的变化，改革开放40年的变化大国关系的变化，谈谈你对21世纪中国的全新认识
2018年中美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谈谈你对此的认识以及产生的感想
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中国外交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80年代末——“独立自主”“不结盟”。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邓小平同志对中国外交战略和策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提出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一直以“战争与革命”作为时代主题，中国的对外战略长期以进行革命斗争和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为指导思想。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改变了关于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提法。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伴随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变化，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从“支持世界革命”变成“为国内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外交战略的模式也从结盟对抗转变为独立自主和不结盟，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于1989年5月实现了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在香港、澳门问题上先后与英国和葡萄牙达成了协议，推进祖国的统一大业。
第二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外交经受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的激烈动荡与巨大考验。依据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的判断，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多极化，主张协调对话，不搞对抗，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在十分困难和极其复杂的情况下，中国坚持韬光养晦，妥善处理危机事件，维护了国家稳定和发展大局。根据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原则，实现了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顺利过渡，并同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及东欧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不断改善,更加巩固。
第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党的十八大——“和平发展” “互利共赢”。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前进，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从全球来看，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恐怖主义蔓延，经济发展失衡，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从中国来看，国家的综合国力大为加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与世界的联系也更加紧密。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中国提出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积极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互信协作的安全环境、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解争端。在安全领域，中国本着互谅互让、公平合理的原则，通过磋商与谈判，与俄、哈、吉、塔、越等国全面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在经济发展领域，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参与国际合作。在人文社会领域，中国大力开展文化外交，加深了与世界各国人民间的理解和信任。
改革开放助推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
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16年，中国GDP超过11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4.84%，进出口总额达到3.69万亿美元，是世界近130个国家或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世界最快成长的进口市场，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这一系列发展成就和历史性进步，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还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 [1]
首先，中国积极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2012年5月，还是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时提出，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按照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强调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管控分歧，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确保了中美关系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双方建立了高度的政治和战略互信、健全的高层交往和各领域合作机制，各自发展战略实现对接，两国合作成为地区合作的重要引擎。在中欧合作过程中，双方致力于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体系，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中国—中东欧“16+1合作”驶入升级加速的快车道。
其次，按照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中国践行“亲诚惠容”的理念，致力于全面有效执行《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行动计划（2016—2020）》，与东盟的互利合作取得新进展。随着基础设施等方面合作的加强，中国扩大了南亚“朋友圈”。此外，中国同所有中亚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中亚各国都已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者和建设者。随着印度、巴基斯坦两个新成员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区域合作组织，中国同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合作也迈上了新台阶。
第三，秉持正确义利观，推动同发展中国家合作提质升级。根据“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中国出资600亿美元用于支持中非十大合作计划，中非关系由“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非合作达到新高度。中国同拉丁美洲国家创立中拉论坛，通过多种形式构建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中阿合作进入新阶段。
第四，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拓展全球治理平台。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期待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通过成功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等多场重要国际会议，中国为解决世界面临的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有力发出了中国声音，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升。
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成功打造出多层次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截至2017年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175个。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160多个国家的4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络。全国人大对外交往工作积极开展，人民政协在世界各国广交朋友、广结善缘。军事外交的影响也日益扩大，维和、护航等正在成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新名片。地方交往层面，中国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478个城市与五大洲135个国家的513个省和1607个城市建立了2470对友好城市（省州）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启示
首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不断取得的累累硕果，开创出大国外交的新局面，无不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外交工作的方方面面，“就是要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提出的对外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上来，坚决贯彻中央制定的各项对外方针政策”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明确提出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实践与理论创新紧密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有关中国对外关系、国际秩序、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重大政策主张，全面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内涵和思想体系，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创新性和先进性，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外交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 [3]外交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外交决策大权在中央。当代外交工作日益成为涵盖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安全等各个领域的一项系统工程，这些都决定了中国坚持和加强党对外交工作绝对领导和统筹规划的必然性、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在党的绝对统一领导下，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统筹中央和地方、政府和民间多个层次，各方有机联动，打出有效的“组合拳”，形成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整体合力，中国外交才能够始终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从胜利走向胜利，不断取得成功。这是中国外交的制度保障和制度优势，必须坚定不移，始终运用和发挥好这个优势。
其次，中国外交的成功实践离不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准确把握时代的特征。只有正确认识时代的特征，准确把握国际关系的复杂多变和主要矛盾，深刻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才能观大势、谋大局，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树立底线思维，牢牢把握主动权，制定出正确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全面深入地分析了世界上的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判断，为中国调整国家战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深刻变化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些是对中国发展新的国家定位和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为中国外交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4]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时代要求，更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任务目标。
第三，超越意识形态处理国家间关系，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将在世界上长期存在，这是一个客观现实。面对苏东变局，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5]超越意识形态处理国家关系，就是要在外交中坚持独立自主，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就是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自己，同时通过自身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就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是超越意识形态，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主张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共同应对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和进步。
第四，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国际形势发生了持续深刻的变化。在新形势下，中国外交与时俱进，应对挑战。冷战结束以后，西方社会对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做出过各种各样的预测。基于现实主义权力平衡和权力转型理论的学者，预测中国必然采取抗衡美国的政策，结果是中美必有一战；信奉自由主义的西方学者，认为经济市场化的中国必然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最终将演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建构主义学者则从观念结构的角度，认为中国的身份受意识形态、传统文化的影响，难以融入西方民主国家共同体。在实践中，中国既抛弃了美苏冷战关系模式，也没有像自由主义预期的那样发生根本的身份转变，而是创造性地走上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6] 中国将大力建设共同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构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不是搞排他性、碎片化的小圈子，不会通过人民币贬值提升贸易竞争力，更不会主动打货币战和贸易战。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世界各国共同坚持和平发展，在开放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新时代的中国外交面临新的使命和任务。坚持顶层设计、底线思维、主动谋划、奋发有为，中国外交必将为服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自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中美关系总体稳定，但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始终存在。美方在朝核、贸易、台湾、南海等诸多问题上动作频频，加大对我战略围堵。随着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的出台，尤其是两国在贸易领域的剑拔弩张，近期特朗普政府对外传达的信息尤为强硬，颇具对抗性，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值得我方认真研判和应对。
特朗普政府确定“大国竞争”是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的首要关注。从战略定位上，美国公开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战略竞争对手”，首次明确认定中国为“修正主义国家”，“挑战美国的权势、影响和利益，试图侵蚀美国的安全与繁荣”，指责中国有意重塑世界并“从内部破坏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与此相呼应，近期特朗普本人及政府高官在国内国际的不同场合多次攻击中国不守国际规则，利用自身实力胁迫其他国家，谋求自身利益。新版《国防战略报告》明确表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使用掠夺性的经济手段来恐吓邻国，并且军事化南海地区。”与过去强调合作与竞争并存不同，特朗普政府现今更加强调对华竞争与遏制的一面。与此相对应，特朗普政府从国际舆论上对华施压，宣扬“中国威胁论”。这是从政治外交上围堵中国影响力日益拓展的一种手法。
在军事层面上，特朗普政府推崇“以实力求和平”的理念，大幅提升军费开支，强调军事力量的前沿部署，尤其是在西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制衡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维持美国在西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尽管特朗普政府继续在西太地区加大军事部署，彰显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而朝核、南海、台湾和钓鱼岛等热点问题则是美国加大军事部署的抓手，美国以此为由加强在西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不仅如此，美国还从双边和多边层面继续强化亚太同盟体系，有意形成对华合围之势。尽管要求日韩等盟友更多承担自身的防务义务，特朗普政府还是一再强调加强同盟关系，重视盟友间从双边到多边的磋商与协作。在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规划中，印太战略取代了亚太战略概念，刻意将印太地区整合起来进行规划。目前，美日印澳四边协调机制已然启动，未来磋商级别提升与协调加强的可能性很大。可以预见，未来美国利用多边同盟体系或协调机制来制衡中国的意图更趋明显。
在经济上，特朗普政府强调“公平和对等贸易”，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将主要矛头指向中国。特朗普政府抓住市场准入、贸易赤字、知识产权等问题敲打中方，启动《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调查程序，并据此狮子大开口，对华漫天要价。中美贸易摩擦不可避免，几乎到了贸易战的边缘。目前人们所关注的是这场贸易战到底有多大的规模以及由此造成的影响如何。
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在对华问题上变得日益咄咄逼人，对抗性日趋上升，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美的结构性矛盾、意识形态的分歧和战略互疑日趋凸显，中美战略竞争与博弈呈现日益加剧的趋势。而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也值得关注：其一是美方的对华认知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国内主张对华强硬的声音明显抬头。一些前政府官员、知名学者认为以往八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然失败，没有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公开主张转变对华战略。中国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美国战略学界甚至认为，中国另起炉灶，有意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其二，美国社会原先维护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力量变得愈加沉默。之前主张发展对华关系的美国工商阶层抱怨中国近年来的商业环境持续恶化，甚至转而支持美国政府对华施压。其三，特朗普政府内部人员更替频繁，反华和对华强硬派充斥期间。其四，共和党传统上偏重国防安全，对外强硬，这和特朗普所强调的“美国优先”、“以实力求和平”理念相契合。其五，国内政治因素影响特朗普政府对华言行。2018年是国会中期选举年，选举结果对特朗普本人至关重要。弱势总统特朗普在对华问题上需要展现出一定的强硬姿态，以迎合一些选民的诉求。
伴随着特朗普政府对华围堵的言行，中美战略竞争与对抗的风险明显上升。最为糟糕的场景就是中美关系日趋恶化，以致于战略稳定局面难以维持，从个别问题引发的局部对抗逐步走上全面战略对抗的道路。目前已两国都有人频频提及中美新冷战的概念，甚至有人认为中美已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一旦美方无视中方的核心利益，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触及中方红线，那么双方正面碰撞的风险就会大幅上升。
毫不夸张地说，当前中美关系处在十字路口。此时此刻，我们更应冷静应对，沉得住气。应该看到，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的调整还受到多方面的掣肘和牵制。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大幅提升，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中国影响和塑造中美关系发展方向的能力已经明显提升。即使美国有意遏制中国，单单靠美国一家已经力不从心了。如同美方一些人士所指出的，美国已经丧失了遏制中国的最佳时机。况且，特朗普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和单边主义行为，已经让美国的软实力滑坡。尽管摩擦不断，但中美相互依赖的现状客观存在着，主张发展两国关系的正能量并未完全消逝。实际上，特朗普政府更着重短期收益和国内政治考量，并不一定有长远的战略规划。当前中美两国政府的主要关注点还是国内议题，外交服务于国内需要。不仅如此，目前贸然判断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已经彻底转为遏制强硬手法尚为时过早，还需要进一步仔细观察。不过，做最坏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是最为稳妥的战略抉择。
第一，以我为主，集中精力搞建设，促发展，大力提升综合国力，这是增强我方抗击美国战略围堵的根本之道。客观上，继续推进改革，有助于凝聚共识。冷静看待当前形势，准确把握发展方向，因势利导，将挑战转化为契机，转化成改革的动力。在改革与发展中理顺多种复杂关系综合治理各种问题，推进社会稳定，还有助于化解来自外部的压力。与此同时，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增强军队实战能力，提升对外威慑能力。这是中国版的以实力求和平。
第二，从战略高度处理好对美关系，努力维护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时至今日，尽管中美竞争博弈日益加剧，但中美战略合作的需求依旧存在，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做。应继续加强对美战略沟通，避免战略误判。强调合作共赢，管控分歧。稳定的中美关系对于两国人民的福祉，乃至地区和全球的战略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策略上，冷静应对，打好“太极组合拳”，软中带硬，以柔克刚。坚持原则，守住国家利益的底线，手法上则机动灵活。既避免中美过早战略对抗，又要形成战略威慑。对美过软，让步过多，会鼓励对方得寸进尺，反而使得我方陷入被动局面，也不利于双边关系健康发展。对美过硬，锋芒毕露，会刺激对方采取更为冒险的举动。
第四，大力推进全方位和平外交，以“一带一路”倡议引领国际合作。广交朋友，构筑中国外交体系，大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应大力推进三个层面的经济合作：一是从周边做起，加强地区合作，包括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和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这是我们全球经济合作的基点。二是加强同欧盟的经济关系。三是继续拓展发展中国家市场。
第五，占领道德制高点，倡导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高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旗帜。我们应坚持和拥护联合国和WTO机制框架下的多边合作，主张通过谈判、对话和协商来解决争端。面对中美经贸摩擦大幅上升的可能性，我们应有力有节，适度反击特朗普政府对华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呈现的一种状态，主要有四大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四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也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第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第四，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2018年美国特朗普总统奉行“美国优先”战略，肆意践踏国际法，挑起中美两国的贸易战，严重的影响两国关系。同时打“台湾牌'妄想全面扼制中国的崛起。我认为：
1.如果美国遵守国际法，”美国优先“有它的道理；
2.美国有这个资本，但是，霸权主义不得人心；
3.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应对得当，措施有力，有理有力有节，最近，两国元首的会晤，给贸易战划了休止符。
4.我们要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只要办好中国自己的事，团结一心，努力奋斗，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实现
在中国主导下的多极化世界格局会愈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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