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中，红军领导人分别具有怎样的性格特征
信仰坚定 听从指挥
长征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与敌人殊死搏斗的战争奇观，是红军征服自然的英雄凯歌。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长征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正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信念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支撑着红军在逆境中英勇奋斗，胜利完成了长征。
长征初期，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左”倾领导人由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将战略转移当成大搬家式的行动，导致红军十分被动。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中，红军伤亡惨重，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广大指战员对“左”倾错误思想的认识逐渐加深。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思想的领导，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领导问题，从政治和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原则的贯彻执行。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在毛尔盖召开会议，明确提出了北上方针，而没有选择“南下”或是“西进”，这是基于国家形势做出的正确决策。陕北地区位于抗战前线，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可以更好地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实现民族独立。然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为了争夺党和军队最高指挥权，走上了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1935年10月，他在四川马尔康县卓木碉另立中央，对红军长征和革命发展造成了极大阻碍。在这场关系党和军队存亡的斗争中，红军指战员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党性观念，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予以坚决抵制，最终迫使张国焘不得不取消“第二中央”并率军北上。
纪律严明 拥军爱民
红军自建军之时起就将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但由于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不少群众对红军了解不多，甚至将红军视为割据地方、破坏国家稳定的地方武装。然而，长征途中，红军严格遵守纪律，秋毫无犯，并积极帮助沿途群众，消除了民众对红军的误解，受到群众拥护。
1935年4月，红军进入贵州息烽境内，当地群众在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下，因害怕而躲入深山。中共中央和红军决定用实际行动来粉碎敌人的谣言。全体红军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红军过境后，没有拿走群众一针一线，全县禾苗没有一颗被踩坏。群众见到这幅情景，纷纷返回家中，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不攻自破。
长征途中，红军继续开展土地革命，通过“打土豪、分田地”，为广大穷苦民众谋福利。1935年4月下旬，红九军团进入云南宣威境内后，释放了被关押的政治犯和无辜百姓，并没收了官僚资本经营的“宣合公司”库存的火腿以及土豪劣绅的3000多担谷物和财物，分给贫苦群众，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爱戴。
红军还特别重视做好少数民族工作，通过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真诚帮助少数民族等方式，逐渐改变了他们对红军的印象。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将红军描写成烧杀抢掠、破坏建设、共产共妻、无恶不作的地方武装，使得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抱有警惕和抵触心理。面对这些问题，红军大力宣传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1935年5月，红军总司令朱德签署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红军长征先遣队司令刘伯承与彝族头领小叶丹“彝海结盟”，帮助彝族同胞建立了“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将少数民族群众争取到红军中来。
强有力的宣传和实际行动展现了红军纪律严明、关心团结群众的良好形象，沿途群众开始衷心拥护红军，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的融洽氛围。
实事求是 善于打仗
1934年12月湘江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将“追剿”军改为两个兵团，企图将红军歼灭在去往湘西的路上。面对如此严重的敌情，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会议，决定改变战略转移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使红军避免了灭亡的危险。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思想在红军中的统治，成为中国共产党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转折点。随后，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根据实际情况，多次修改战略转移目的地，向外界展示了红军实事求是的军队形象。
长征途中，红军展现了有勇有谋、善于打仗的良好形象。1935年1—3月，红军四渡赤水，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之间，在运动战中歼灭了大量敌人，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4月，红军佯攻昆明，国民党军队急速回防，而红军主力却直奔皎平渡口，顺利渡过金沙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9月腊子口战役中，红军以两个连的兵力，迂回到国民党军侧背，内外合击，一举攻占天险腊子口。凡此种种，都是红军以弱胜强、出奇制胜的典型案例。
总之，通过长征这一战略大转移，红军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向外界展示了良好的军队形象，粉碎了国民党的污蔑和丑化，国内民众乃至国际社会都对红军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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