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为什么人民很少关心各种“选举”？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通过选举人大代表间接行使国家权力。
因为选举离人民太远了，反正哪个代表，人民都不认识。那你感觉选谁对你有意议？
属于缺乏政治的参与性问题。
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就是公民利益的维护和实现必须依靠合法的程序和制度。一般认为，制度就是社会游戏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约束人们相互交往行为的框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把制度界定为“正规的”与“非正规”两类。所谓“正规制度”，指宪法、法律、政策等明确的规则，是依靠国家强制力量保障实施的规范及其体系；“非正规制度”则指道德、风俗、禁忌等隐蔽的规则，主要依赖于人们的自我约束和道德内省。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其活动是建立在正式制度的基础之上，这是近代启蒙运动的积极成果。西方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人本来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中，具有天赋的自然权利，人是自由的、平等的，但由此也产生出“人与人就象狼与狼一样”自相残杀的局面，为了自身利益，于是人们签订了社会契，转让保护人身和财产的权利给一个公共权力机构——国家和政府。国家与政府通过颁布法律来制约人的无限制的自由，由于国家是社会契约的结果，故而人人服从而无一例外，这固然有损于人的自由天性，却使得人的安全存在成为可能与现实，人类社会也正是在制度的保障之下存在与发展起来的。当然，契约是对签约双方的约束，针对历史上公共权力的“异化”，启蒙思想家们强调，人权是高于一切的，国家与政府只不过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财产这至高利益而顺便存在的，当政府侵犯个人权利达到不能忍受的地步，人们可以推翻政府重新回到自然状态，通过社会契约建立新的国家。政府和国家只不过是人的理性计算的产物，人的自由和权利既是政府和国家产生的根源，也是其职能的出发点。法律制度代表公意，国家与政府必须在制度的框架内运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与现代国家恰恰相反，“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语可谓是对传统社会的准确写照。整个社会由此呈现出缺乏立法与具体法律的遵守与实施，各级官员与他们本应管束的权势人物或集团沆瀣一气，“强权即公理”成为传统社会普遍的生存法则。这种现象被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形象地称为“软政权”，是腐败赖以滋生的温床，公共权力因此沦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仆人则反客为主奴役主人，主人反而成为毫无话语权的奴隶。8由于缺乏刚性制度的保障，传统国家中人们利益的实现与保障更多是取决于统治者的道德良心，冀望于“包青天”式的父母，但并非人人都是天使，缺乏制度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少数操守高雅的清官并不能掩盖多数官员滥用权力的现实，道德教化在利益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举孝廉，父别居”无疑是对政治教化的极大讽刺。“这种对道德教化的过分倚重而对以法为形式的社会制度建设顾此失彼的忽视，致使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生活一方面对君主的绝对权力缺乏有力的制衡机制，另一方面之于人民民主参政又没有坚强制度保障，遂使其所坚持的政治生活的真正的互主体的道德性质最终往往形同虚设和流于空洞”9。固然，传统社会的“德治”特征在开明君主时期因其脉脉温情而令人倾慕，然而更多的则是与专制主义密不可分的产生令人发指的残酷暴政。利益缺乏制度保障的下层人民除了发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样凄苦无告的呐喊，只能望眼欲穿地期待着明君圣主的降临。 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广大人民和政府之间没有任何平等对话的渠道。在基本利益能得到保障的太平盛世，人民无不是遵规守法的“顺民”，但在生命也得不到保障暴政之下，只能采取以暴制暴的农民战争的方式，推翻现存政府而寄希望于新的统治者，但缺乏民主法制意识只能使这一理想一次次的破灭，出现周期性的农民战争也就在所难免。鸦片战争以来，民族精英们为争取独立、自由与民主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浴血抗争，终于建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执政的人民共和国。执政后如何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开国元勋们大都明白需要民主的手段，也意识到应以民主来跳出历史上“兴勃亡忽”的周期律，但民主毕竟是“舶来品”而非内生的，生长在中国这块古老保守土地上的人不可能超越时代和历史传统的限制和影响，因而对于什么是民主和如何建立民主方面由于先天不足而不能深刻理解其内涵，同时也缺乏相应的能力。由于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可撼动的威望和地位，加上强有力的宣传，使人们对人民政府和伟大领袖产生了顶礼膜拜式的尊崇和迷信，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托于他们身上，而丧失最起码的理性判断。可悲的是，缺乏制度建设只能使这一理想又一次落空，因为民主需要的是理性与自我意识而非集体无意识的盲从与众口一词。“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给了不懈追求民主的中国人民一记重重的耳光。“历史告诉人们，在一种仅以单一的伦理价值取向为主导为背景的社会中，专制与群氓、高度的政治集权与无政府的个人放纵不惟互相冲突，反而恰恰可携手并进而结为同盟”痛定思痛，尽管梦魇结束后出现了政治冷漠，但重要的是出现了深刻地、理性地反思——中国的民主之路到底该怎样走？对此，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如果不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11重视制度问题可以说是从过去的重大失误中得出的经验教训。 笔者认为，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除了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外在条件不充分外，更缺乏将民主精神运用于实践的民主规则、民主制度、民主程序和民主意识等内在条件。公民参与的根本动因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和实现，没有人比公民自己更关心自身的利益，问题在于实现其利益方式能否得到制度的保障，这正是需要政府提供的，也是政府的基本职能。诺斯通过对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的比较分析，发现造成贫穷的重要原因是“由于缺少进入有法律约束和其他制度化社会的机会”，缺乏制度约束的“软政权”现象产生了严重的腐败与寻租，降低与损害了政府的权威，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发展。12因此，由“软政权”向制度化、法律化的“硬政权”的转变，从而减少寻租与腐败无疑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而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无疑是在这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上探索着、前进着。公民参与作为普通公民为争取、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自觉依据宪法和法律，通过一定的方法和途径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是实现公民权利、保障人民主权的重要形式，是衡量政治系统中民主化程度的标尺。现代行为主义研究表明，任何政治行为都是在某种心理动机的驱使下展开的。公民参与作为一种政治行为自然也离不开心理意识即参与意识的驱动。所谓参与意识就是社会成员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对社会政治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现象等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一种自发的心理意识，主要表现为人们对国家政治的态度、兴趣、信念等等，在深层次上影响着公民参与的质量。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参与意识的形成有着复杂的现实基础和深刻的社会根源。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意识是人脑感应机能的体现，属于精神现象，但它不是先验的或独立的客观存在，社会意识决定于社会存在，“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 1。当然，与其他的社会意识相比，参与意识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反映对象，其实质是对现实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的心理反映，是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心理倾向和心理定势。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指出：“人从本质上就是自己爱自己，愿意保存自己，设法使自己的生存幸福。所以，利益或对于幸福的欲求就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唯一动力。” 2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把自私自利看作人的本性，每个人都把效用最大化当作一切行为的目的，整个社会也会因为个人追逐私利的活动而达到富裕繁荣的结果，而边沁、约翰·密尔的功利主义则认为人是“一部快乐的机器”，理性地通过计算苦乐祸福选择行为策略。由此可见，公民参与作为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基本动因是维护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利益是参与意识的本源，离开这一本源，任何参与意识都无从解释，正如恩格斯所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因而参与意识积极与否 在根本上决定于参与活动能否实现公民的利益需要。如果公民的利益在参与中得到实现，那么“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从而形成积极的参与意识并使之得到不断的推动和提高；反之，如果参与政治不能实现利益甚至有损于利益的实现，公民参与受挫就会打击其参与热情并最终形成消极的参与意识。 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中认为，包括政治心理在内的社会意识“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某一经济结构所产生的法权和政治的关系，对于社会人类的全部心理有着决定性的影响”6，他实际上总结了政治意识产生的非常重要的客观基础——经济基础、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公民参与大多属于动员型参与，明显多于自觉型参与，公民主动参政的意识不够，政治冷漠广泛存在，我国公民的高投票率是行政影响的结果。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很大一部分人的投票是为了应付督促他们参加投票的单位领导或自治组织干部。不可否认，在全民素质较低的情况下，政府或自治组织引导或帮助公民参与是发展民主政治的有效手段之一，但“从长远来说，民主的安全与稳定，归根到底要靠公民要有参与的愿望，而不能依靠任何外在的要求”，行政影响过多就与公民参与的自主性相悖反，这极不利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建设。公民参与意识的淡漠固然与自身素质有关，也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但是参与政治不能实现公民的利益无疑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总之，公民参与是为自身利益而具有明确的目的性。由于人的有意识的行为具有利益的诉求，公民参与的主体是普通公民，其政治行为有非职业性和间断性，政治和政府不是其生活的中心而是边缘，所以要激发公民的参与热情，提高其参与意识，就应让公民切实地感觉到参与政治与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同时还要使他们感觉到自己对国家的政治能有实质性的影响，而决非简单而空洞的理论教育和道德说教，而这些确实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首先就是人民的民主意识还有缺乏，在人大代表选举、基层组织选举中登记、选举比例不高；其次，中国人大一统思想较强，凝聚力和对组织结构信赖度高，造成官方动员、组织的机关、事业、国有企业等单位组织的基层选举参与度高，而一般市民、村民自觉到所在辖区、村委会参加选举的人数比例低；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人民多少关心各种“选举”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依存关系。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有各阶层的代表，各级组织属于公有制，土地等生产资源依附于人民，这是权力的来源。而不是多少人选举，决定权力的来源。
这是人们缺乏主人翁意识的一种表现。
说的一套，做的又一套，这话你也信？
莫谈政治w(ﾟДﾟ)w
这是毛特中间的一句话吧，也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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