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有几个正面人物？
《四世同堂》里共有7个正面人物，分别是：祁瑞全、祁瑞宣、韵梅、钱墨吟、钱仲石、白巡长、尤桐芳等。
关于以上人物的具体分析如下：
（1）祁老太爷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北京古老文化的精髓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出来。对于政治与一切纷争他都怯懦的回避，以至于当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时，他还认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有什么灾难，到三个月必灾消难满，而后诸事大吉。”所以，他对小顺儿妈说“只要储存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足可以度过任何“难关”。都快要当亡国奴了，他还在想着自己的生日，“别管天下怎么乱，咱北平人不能忘了礼节！”自己是一个平头百姓，可心里却总不忘把人严格的划分尊卑贵贱，忠诚而真实的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对于“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他历来奉行，以至于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甚至对来抄家的便衣还微笑、鞠躬、和蔼的领受“训示”。懦弱、拘谨、苟安，就是他的性格特征，这是作者最熟悉的一种性格。
（2）对于这样的老派市民老舍并不是只批判了他们的性格弱点，在历史的变迁中，他们的性格发生了变化，当凶残的侵略者打破了祁老人的“四世同堂”的宁静和平生活后，他终于萌发了仇恨和反抗，他惩罚当汉奸的孙子瑞丰，当面斥责特务，特别是当他的重孙女死于敌人制造的饥荒时，他怀着怒火敢于抱着夭折的孙女去和日本人算账。他的性格发展变化，有很强的时代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不可征服。
（3）在这一时期，老舍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人物性格更加多元化，这反映在人物形象既有“国民楷模”身上救国救民的理想，但同时又包含着许多“国民性弱点”。
（4）《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就是这些思想矛盾的“中间人”的代表。他生长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是这个四世同堂家庭中的长子长孙。他上有祖父和父母，下有兄弟、妻子和儿女。他是这个四世同堂大家族的“中坚”力量，负担着孝敬长辈，振兴家庭的重任。他接受过现代教育，具有一些现代思想，知书识理，温文尔雅，有一颗忠诚的爱国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处于一场动荡的历史漩涡中，新思想与旧传统的纠缠、家族情节与自己想法的冲突，让瑞宣在感情上备受创伤。当敌人入侵家门，祖国沦陷的严峻时刻，他渴望和老三瑞全一样逃出北平去参加抗日战争，救国救民，但他又是北京文化熏陶出来的祁氏家族的长孙，从小在他的意识中灌输的要对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尽孝的思想，让他只得守在家中，满怀义愤，却不能付诸行动。他一直在“尽忠”和“尽孝”二者之间充满矛盾和痛苦，他妥协、忍让，但最终他还是从矛盾苦闷中解脱觉醒起来，走上了反侵略之路。从祁瑞宣的思想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反抗侵略的战争中，我们民族的“国民性弱点”正在逐步改造，这些形象中包含的丰富的时代内容，深刻揭示了被征服者的亡国之痛及其新的觉醒和崛起。
（5）《四世同堂》中的蓝东阳、大赤包、祁瑞丰、冠晓荷等一群人，他们集中西糟粕于一身,在中国传统的世俗社会里长大，却又沾染了许多西方的坏毛病。他们用浮光掠影的片言只语装点自己，在他们身上完全看不到老一代的淳朴、热诚与自力更生的生活能力。他们满口新词汇，实际上却一味追求享受，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他们就是那个时代的汉奸。他们“打扮得花花绿绿的，在公园里挤来挤去。他们穿得讲究，笑得无聊，会吃会喝，还会在日本男女占据住的地方去表演九十度的鞠躬。他们仿佛很高兴表示出他们的文化，亡国的文化，好教日本人放胆侵略。他们的钱教他们只知道购买快乐，而忘了还有个快亡了的国。”“他们丑，脏，无耻，狠毒，他们是人中的垃圾，而是日本人的宝贝”，他们都具有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无耻、反动、腐朽的本质。
（5）祁瑞丰是这类形象中最典型的代表，也是被作家嘲讽的“洋青年”，其最可耻之处是他的洋味中又有汉奸味。他原先不过是一个贪图享受的无耻小人，北平沦陷后，他受不了困苦生活的折磨，甘心去充当连日本人都看不起的小帮凶。“他最喜欢给人家行礼，因为他是北平人。他亲热的致贺，深深的鞠躬。”以至于不管那个人是谁，即使是毁家灭国的侵略者。他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他生平连想都没大想到过，他可以作教育局的科长。他把科长看成有天那么大。把他和科长联在一块，他没法不得意忘形。”在这样的得意忘形中，他甚至于感激日本者的侵略，没有了侵略者他就坐不上教育局的科长。在塑造这类人物时，作者是怀着无比痛恨之情的，丝毫没有留任何余地地批判了中西文化交汇下的市井庸民的俗气、浅薄和无耻，有力地鞭打了汉奸卖国贼的丑恶灵魂。
（6）《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全、高弟等就是这样的“国民楷模”。 三弟瑞全虽然只出现在故事的一前一后，但他的勇敢，机智，果断和敢于反抗日本人的勇气，使每个中国人都感到激动和欣慰，他是中国人活力的象征，希望的所在。“他对国家的现状有了认识，懂得祖国最需要他去做什么。”虽然在一开始他也有迷惘的时候，“分析不清自己到底是勇敢，还是软弱，是富于感情，还是神经脆弱”，但当“他想起日本人的另一罪恶——有多少母与子，夫与妻，将受到无情的离异，与永久的分别！”时，他就毅然决然的走出家门，投入了抗战的浪潮中。
总之，在老舍的作品中，虽然有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但对于理想人格的塑造也是老舍所关注的。老舍曾经在英国伦敦教书五年，这五年中西文化的差异、冲撞与交融，拓展了老舍的思想和视野。在作品中他也将塑造的一些理想人格加进了很多西方观念。
对于这些“国民楷模”，可能在塑造时有一些类型化，不如其他市民形象丰满，但老舍是饱含赞扬之笔来塑造的，通过这些形象，他让我们看到了国民的勇敢、反抗、果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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