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有哪些弊端，宪法如何克服这些弊端
自近代以来，上至各国政要，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对民主一词神往，相对的，专制的命运更像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随着各民主国家中民族主义势力抬头；权威国家领袖的威严愈来愈牢固。不仅有人对民主二字心生怀疑。 众所周知，在上古时代，受制于信息传输速度，民主制度因决策效率低下，处理危机能力较弱的缺陷，在地域相对辽阔的群体实施之难堪比登天。所幸，爱琴海沿岸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小国寡民的希腊城邦不断涌现。最终，进入古风时代的雅典通过改革打击了贵族，至此，这个国家的最高决策机关不是由个人或某个王公贵族掌控，而是一个叫公民大会的组织。顾名思义，“公民大会”即为全体都能公民参加的大会。而他们的执政官是由公民大会任命，任期不超过一年。显然，这是一个民主的制度。民主制度的实行让公民们有权利在较大限度内思考、探究世界，西方的自然哲学由此兴起。文化繁荣推动了科学的发展。相对公平的制度、法律给予了平民们尊严和希望。雅典一度成为了希腊半岛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 可惜的是，雅典的民主只将全力赋予男性公民，其所谓的民主不过是各位公民共同充当了一个独裁的团体。更加可悲的是，比起专制王国中的继承者，公民大会的多数人并非以执政为主业，其政治素养远不及那些从小接触政治的王子，这些公民的政治素养趋近于零。而另一群人，致力于以气势磅礴的演说和精心设计的作秀来忽悠其他公民，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通常被称作“雄辩家”。对于“雄辩家”的行径，雅典的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还原的十分有意思： 卖香肠的人：请告诉我，像我，一个卖香肠的人，怎样才能成为那样的大人物？ 将军：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经具备一切应有的条件：卑贱的出身，受过在市场中买卖的锻炼，蛮横无礼。 卖香肠的人：我想我还不够格。 将军：不够格？看来你似乎有一颗非常好的良心。你父亲是一位绅士吗？ 卖香肠的人：老天爷作证，不是的！全家老小都是无赖。 将军：幸运儿！你要担任公职的话，已有一个多么好的开端啊！卖香肠的人：可我几乎不识字。 将军：唯一麻烦的就在于你什么都知道。适于做人民领袖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或者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而卑鄙的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绝好机会。 由此看来，很多情况下，这样的“雄辩家”们执政，与独裁的昏君把持朝政无异。 同时，在人人权利平等的公民大会里，如果不耗费大量精力在虚伪的演说和作秀上，一些富有远见卓识的人很难表达他们的政治主张。英明的决策之所以只能被一些精英提出，是由于以多数人的眼光，看不到长远的利益。 曾经，在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 ，时任雅典最高指挥官伯利克里采用坚壁清野、避其锋芒的战略抵抗斯巴达不逊于波斯大军的勇士，却被荒谬地认为怯战。而他的政敌——“雄辩家”克里昂煽动民众，竟使公民大会将伯利克里逮捕，最终使其抑郁而死。 这就是那个很经典的命题：民主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在雅典，司法制度也是如此。大多数人凭借“少数服从多数”的规章来流放，甚至处死“掌握真理”的少数人。这种与“真理背道而驰”的行径不在少数。 从小在雅典的民主环境下成长的苏格拉底致力于“像一只牛虻一样”，提醒众人时刻不要忘记思考，却因此被雅典的民主政体罗织腐化青年的罪名，饮下毒酒而死。正如他的学生柏拉图所言“雅典人杀死了他们之中最高贵的那个人”。 而到了古典时代，雅典则先后被以专制著称的斯巴达和马其顿击败，沦为马其顿帝国推行专制制度的属地。 诚然，雅典首创的民主制度，体现了民主优越的一面：给予了底层社会思考空间；使国家决策更能贴合民众意愿。但是它暴露出了更多的问题：决策效率低下；易致“多数人的暴政”；精英人士的政见得不到足够重视；难以通过代表某一派观点的决议；易被少数人掌控政局；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在当代，除了最后一个问题，其余的问题仍然需要解决。 而今，民主制度在西方似乎举步维艰。上世纪初，阿根廷的经济实力不逊色于西欧诸国。为了最大限度的民主，他们推行了的贝隆将军为了贴合民意，最大限度的获得选票，高筑关税堡垒；拒绝偿还外债；国有化外国资本；挥霍国家信用；推动福利政策。几个回合下来，硬生生的把号称“南美巴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打回南美的平均线。 七年前，希腊政府不堪外债重负，宣告破产，光支出养老金欠下的外债就抵得上希腊两年的国内生存总值。究其根本，乃是欧盟发展吊车尾的希腊加入欧盟后，民众们开始白日做梦，要求福利基建、各项指标像英法德看齐。执政党为了获得选票，不切实际地迎合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通过借外债来完成这些苛刻要求。希腊政府破产前，曾有过多次民众游行，要求政府出台有关“大型超市不得在周末营业”的政策，以免挤压中小型超市的生存空间。不顾国家财政状况， 一味追求“富民”的国家，欧盟的顶梁柱德国也是其中之一。在德国，居高不下的各项福利扼杀了人们人们寻找工作的念头，也使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贫穷境地。令人称奇的是，德国最大的产业并非给他们带来名胜和财富的大众、奔驰，而是没有贡献一丝GDP的救助产业。这个救助产业，不仅不产生任何效益，并且每年消耗德国五分之一的税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穷人认证机构”。每天，他们想方设法把人定义为穷人或者需要帮助的人，因为申请补助因为穷人越多，他们就能从政府那里拿到越多的钱。而这样做的结果，则是德国出现了大量脱离社会，放弃生产的穷人。在人口稍稍破八千万的德国，从事救助机构的人员以逾二百万。而德国被定义为穷人的数量更是达到了一千二百五十万之巨。 以崇尚自由、尊重人权著称的法国自不必多说。“五月风暴”全员罢工罢课的余音犹在耳畔，前些日子“黄背心”游行又闹得沸沸扬扬：多家银行被抢，一家奢饰品店一夜损失百万欧元，甚至连巴黎的地标凯旋门都遭到了破坏，总统马克龙的民调更是遭受重创。这场游行的起因竟是燃柴油价涨了几毛钱。从一八年游行到一九年，持续时间超过四个月，示威次数目前已有十一次。法国民众如此“崇尚民主，尊重人权”，查理曼大帝若是泉下有知，会不会后悔划了最大的一块地给法兰西？ 欧洲，可谓民主的“福地”。虽不至像古希腊那样受制于“暴民”。欧洲的民主并非来自民众直接参政，而是赋予了公民们选举和监督“领袖”的权力。然而民众们推选出“领袖”时，终日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与日日兢兢业业的社会精英校友同样选举权。民众们监督“领袖”时，过于敏感和强势的作风，使这些“领袖”们投鼠忌器。无论是改革也好，修宪也罢，只要稍稍触及福利制度、最低工资等敏感话题，“领袖”就会引发民众不满，接着是民调下降，“领袖”就要开始为自己的连任妥协，甚至要面临被议院弹劾，提前下台的风险。于是减税、增加福利，升高最低工资，种种光怪陆离的妥协开始了。最终“领袖”欲为之事，竹篮打水一场空。如此循环往复，不难看出，民主一旦启动，几乎不可能停止。而现代民主的作风，更像是选民们手握选举权要挟政治党派许下有利于自己的竞选承诺，待他们执政后，又以游行弹劾来威胁执政党实现他们的竞选承诺。这些竞选承诺，无外乎提高福利、减税之流。究其根本，不过是满足选民们自己的私欲罢了。 在以自由和民主著称的美国，似乎又没有这些问题。美国的制度，似民主而非真民主，似专制而非全专制。 美国的民众的确拥有选举权，但是在总统上台后，所谓的游行弹劾皆是空谈。川普总统前些时间面临被弹劾，但是他的解决方案，似乎只是拉高支持率，以期连任。因为他只要成功连任，就可以等到他的律师科米指控他的丑闻烟消云散。而他只要坐在总统宝座上，就无人能够触犯他的权威，即使现在众议院还在民主党的掌控之下。 美国的总统看似三权分立只掌其一。其实不然，总统没有立法权，却可以否决任何法案。总统没有司法权，却可以任命司法大臣。不仅如此，总统还牢牢把握住了所有官员的任免权，外交事务上的决策权。不仅如此，美国还做出了一个体现民意的众议院；又以副总统为议长，撑起了一个几乎处处可以钳制众议院的参议院。举个例子，众议院有权提出弹劾案，而弹劾案却要经过参议院审核才得通过。 所谓的民主自由，三权分立，恐怕也只是纸上空谈。不过也正得益于此，美国也绕开了欧洲的窘境。仗着强盛时期制定的世界法则，像布雷诺森林体系；以及如今在世界推行的霸权政治；配合上不停地发放国债，一个仅以“借来的”基督教文化打底的幼年民族，竟然还能于横发战争财后，赖在世界一极上苟延残喘。以“精英”们为主导的政治制度应该也帮上了不少忙吧。 说到中国，许多人都以为，中国古代只有专制，而没有民主。在我看来，并非如此。 前有孟子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后有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文人在内心里多有“致君饶舜上”夙愿，中国百姓也大多肯在阴霾之日振臂一呼。其他地区的古文明大多灭亡于被征服，而极少有庶民起义推翻王朝。大抵是因为全民信奉宗教，给予了统治者宣扬“君权神授”的机会。在这种条件下，百姓自然全无造反之意。反对君主即为反对神明，大多宗教的教义都有教唆信奉者以靠近神明为人生目标的条例。这叫人怎么造反？波斯、罗马亡于征服者，两河、埃及则是由于自身不堪重负而终结。中国历朝历代则多在经济实力不弱，军事实力尚存之时，被起义推翻。不多时，又会有一个崭新的朝代冒出来。以起义为工具改朝换代，其实可以看做一个民族内部自发的更换了统治者。而并非是前朝“亡”了。由此可见，平民百姓还是有机会、有能力“淘汰”统治者的。也难怪，中国古代尚没有普及崇尚神明的宗教。黄巾起义的口号中就有一句“苍天当死”。即使是“天”也可以“死”，又何况天子？没有宗教，也并非就如伏尔泰所说的那样“不成民族”。 中华民族自古并非以宗教构建社会，而是以儒家“爱人”的互利思想构建社会，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在统治者的专制统治——姑且称之为“王统”——之外，人民的思考、主张并未受限，民心所向，汇成“道统”。“道统”虽不能决定着社会的走向，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钳制“王统”。 清朝以前，无论统治者怎么集权，就算是在丞相都被废了的的明朝，百官还能在内阁首辅的带领下，带着看似毫无杀伤力的的道统，与王统抗争一二。万历皇帝十余年来，费尽心思，意欲废长立幼，始终不获批准。亚历山大仅靠马其顿方阵就能够开疆扩土，中国人却绕不过“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问题。此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平民百姓认为一个朝代的存在没有多少价值的时候，就会依仗着道统，发动起义。多数起义起初规模都不大，但是往往所过之处就有人响应，这就是道统的力量了。武王讨纣，牧野之战以不足五万士兵击溃纣王七十万之众，也是道统的力量，纣王的许多部下阵前倒戈，不得民心，实力再强有何用？史记有云：“武王牧野，实抚天下。” 这种王统为主，道统为辅的政治环境一直持续到了清初。清朝的皇帝十分“天才”地从根源上解决了道统阻碍王统扩大的问题。文字狱、八股取士，无不在挤压着读书人自我思考的范围，而限制汉人做官的制度更是一锤定音，斩断了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路。从此，道统衰微，朝堂之上只听“奴才”之声，不见百官情愿之景。 王统与独裁专制相差无几。道统虽不能与民主划等号，但也可看做被削弱民众监察权及保障民众畅所欲言的工具。诚然，在统治稳定的时期，王统的力量还是主流，道统的力量只是起到调节的作用。但是这种“专制为政，民主监察”的方式，与美国的政治制度似乎颇有相似之处，若是做些贴合当下社会的改变，增加决策人员，完善监察制度，未尝不能成为当今解决民主危机的蓝图。 当今中国，实为走在这条道路上的先驱。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主的决策机构拥有至高的权力，却要受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监督。如此，既解决了非专业人士指手画脚帮倒忙的问题，又不至像中国古代一般存在容错率极低的个人独裁。颇有秦朝“三公坐而论道”的意味。不愧为世界最为先进的政治制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