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取得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包括（）
通过土地改革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从而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本经验，也是农民信赖共产党的主要原因。但是，需要引以为戒的是，无论是大革命失败后的土地革命，还是抗战胜利后的土地改革，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左”的倾向。土改运动期间的“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乱打乱杀等方面。这在很多材料中都有所反映，一度给土地改革的评价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时至今日，很多人批评土地改革运动，实际上是针对土改期间的“左”倾错误而言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土地改革中“左”倾错误的频发，以及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有效防范和应对呢？ 一、人多地少是经济原因 耕地紧张，不只是现在才出现的问题。事实上，自近代以来，伴随着人口急剧膨胀，中国的主要农业生产区都普遍面临着耕地不足的问题。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华北地区，占地60亩至70亩土地的地主家庭不足总户数的10%，占地100亩以上的地主家庭不足总户数的1%，无地农民家庭占总户数的20%，其余近70%的农民家庭都是自耕农。这些自耕农虽然占有一定的耕地，但是，大多数家庭根本无法完全依靠土地生存，很多人为此不得不租地、打零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把村中地主的土地拿出来全部分了，也是仍然不能满足无地少地的土地要求的。[1]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要解决农村中所有无地农民的土地问题，就不能不动自耕农，即富农和部分中农的土地。现在看来，土地改革中，很多地区频频出现侵犯中农的现象，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不一而足。但是，就经济原因而言，确是十分明显的，即主要是因为农村人多地少的客观情况造成的。这一状况，不仅在华北地区比较普遍，即便是在湖南、湖北等长江以南地区也是相当严重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时，中共中央中南局的邓子恢、杜润生等人之所以要坚持动富农的出租土地，原因就在于“不动富农出租地，光靠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公地，不能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2] 既然农村人多地少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并且随着人口增加、耕地减少，这一状况会更加严峻，这就不能企望通过土地改革去解决农民的所有问题，包括富裕问题、子女教育问题等。除了通过解决土地问题给农民以应有的生产资料之外，还应该利用国家政策导向来弥补耕地缺少的缺陷。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谈及新中国土地改革法为什么一定要体现“保存富农经济”的特点时就说得很明白，他说：“土地就那么多，它是客观事实，说多了并不就变得多，说少了也不会变少。你们有调查，有第一手材料，我们当然听你们的。全国怎么样，还弄不清楚，将来都会搞清楚的。至于富农问题，中央的意见还以不动为好，‘富农放哨，中农睡觉，有利生产’。贫农将来分地少，有困难，我们有了政权，可以从另外方面想点办法。”[3]“从另外方面想点办法”，反映了毛泽东解决农村人多地少问题的基本思路。尽管之后在探索过程中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方面的错误，但是这一思路还是值得借鉴的。也就是说，要解决农民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土地改革是一个相对直接、快捷的办法，但是，并非唯一的办法。倘若要进一步满足农民的小康生活要求，不仅要保障农民具有稳定的土地使用权，而且还需要在土地之外下功夫，包括减轻农民负担、通过发展第三产业以拓宽生产渠道、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创造就业岗位等。目前，政府在减免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保险体系、实行义务教育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很值得肯定，但仍需集思广益，进一步开拓农民致富渠道。如果不思“开源”，而仅仅将眼光盯着农民手中仅有的少量土地，试图通过转让或征地使土地“翻倍”增值，那么其后果是相当危险的，无异于“为渊驱鱼”、“饮鸩止渴”。 二、平均主义传统是文化原因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小农占多数的国家，经过千百年的积累沉淀，“均贫富”、“君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思想已深深植根于普通国民的头脑中，挥之不去。在这种背景下，一旦主张“平分土地”，其号召力虽然很强，可谓振臂一呼，响应者无数，但同时，在宣传和解读的过程中也极容易出现曲解和误读。如《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不久，就有人误以为平分土地就是“共产”，就是吃大锅饭，说：“现在是均土地，往后就房子、农具、牲口慢慢啥也得均了，就实行共产起大锅。”[4]“平分就是共产呀，不如合伙了过集体生活，反正东西谁也不是谁的，都得共同平分”。[5]在此思想支配下，在执行平分土地政策的过程中，很多地区就出现了扩大打击面、随意侵犯中农的现象，一度认为“有出租地就是地主；凡是雇人干活就算富农；有剥削就批斗；凡是敌伪残余、蒋伪残余就斗；人品思想不好的要斗；上找三辈斗；土地超过平均数要斗；人多东西多的要斗”。[6]扩大打击面的直接后果，是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至于许多农民宁愿受穷当贫农，也不愿因发家致富而被错划为富农或地主。其情形正如时任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所言：“土地革命区的农民，由于左的影响，都不愿意当中农。实际上已都不是贫农，而是中农，但要改变成份那是很不容易的。此外，现在深入考察起来，边区劳动英雄，还是好的多，真正勤苦劳动，热爱边区，因有余粮，往往被当成斗争对象，这不只是目前问题，而是今后发展生产问题。这分明的是对劳动致富方针有了怀疑。”[7] 平均主义传统是土地改革期间“左”倾错误蔓延的文化土壤，但是，并非不能克服。事实上，如果不是出于担心挨批的顾虑，大多数农民还是十分渴望和愿意发家致富的。只要国家在政策方面为农民发家致富创造条件，并且能在法律方面保护农民的合法所得，那么，农民会在发家致富的道路上表现出更大的创造性。 三、缺乏民间解决纠纷机制是社会原因 土地改革期间，“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一度出现乱打乱杀的现象。被打杀的对象不仅包括地主富农，而且还包括中农和贫雇农。长期以来，人们都把这一现象归罪于土地改革，其实，这是一个很大误解。就其深层次原因而言，主要是因为近代以来农村传统的解决纠纷机制已经失效，而新的机制尚未形成，从而导致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历史积怨越积越深。这样一来，伴随着土地改革的深入开展，村民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对压迫者的仇恨就会突然爆发，即所谓“农民的苦难以及他们对压迫者的仇恨，通常会突然爆发出来，但是，最终却表现为对个别的地主或富农发泄个人不满和仇恨的徒劳情绪。宗族关系以及其他种种陈规陋习常被用来掩盖阶级冲突，然而，这种对压迫者的仇恨在中国农民的心底仍然不可避免地爆发出来”。[8]也就是说，土改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民的怨恨“突然爆发”的突破口。在这种氛围下，一些与土改运动压根儿无关的打杀事件也随之发生了。如在山西潞城县张庄“发生打人事件显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执行公务而打人，一种纯粹是处于个人原因而打人。……代表们总共提出了55起打人和体罚的指控。其中20起属于前一种，是不良作风问题。其余35起是后一种，和工作没有任何关系”。[9]显而易见，乱打乱杀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群众运动的不可控性。在当时特殊背景下，政权交替尚未完成，基层社会尚在重建，司法程序尚不完备，一旦群众运动起来，纵然发现了乱打乱杀现象的弊端，并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实际上也是很难完全杜绝的。甚至于有些乱打乱杀事件即使发生了，非但不会受到谴责，反而会博得时人的理解和同情。据曾经当过沭阳农会会长的徐士善回忆：“有次在沭阳张圩斗地主，晚上让他的佃户看管他。结果，夜里佃户用棍子把地主打死了。”经调查才得知，原来佃户的媳妇娶过来的头夜，被这个地主糟蹋了。[10]事情发生后，似乎并没有人觉得这个地主被打死是冤枉的，也没有人觉得这位佃户有什么错。 诚然，农村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以及群众运动的不可控制性，是乱打乱杀现象发生的深层次社会原因。但是，并非所有的打杀事件都不能避免。如果有些矛盾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实际上是可以化解的，其关键是要在农村建立一套村民广泛认同的解决纠纷机制。这种解决纠纷机制可以借助传统的乡俗、民规，其适用范围主要是小的民事纠纷，其特点是与现行法律体系并行不悖，运行起来简便有效。只有农村的社会矛盾得到有效快速的解决，才不至于形成历史积怨，更不至于形成大规模的集体爆发。 四、干部以权谋私是人为原因 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农村基层干部是主要的推动者和组织者，不可或缺。在历史上，他们既是土地改革的获利者，同时又是受害者。土地改革初期，当他们主导着阶级成分的划定，以及土改胜利果实的分配时，其中很多人分配到了好地和相对多的胜利果实，成为土地改革的“受益者”。据太行区对土改中犯错误干部情况的统计，在248名县区干部中，犯错误的有134人，占54.09%。其中包庇家庭亲友的38人，占15.4%；贱买、窃取、多占、掠夺土改果实的72人，占29%；贪污的13人，占5.25%。更有甚者，有些干部“为了洗刷自己的右倾，洗刷地主富农思想，故意杀人。某些村干部积极分子，私吞了地主富农的财物，害怕揭发，杀人灭口”。[11]所有这些不仅阻碍了土地改革的正常进行，而且恶化了干群关系，影响了解放区政权的声誉。如此一来，为了推动土地改革，当解放区开展“洗脸”运动和整党运动时，这些先前有污点的干部就自然成了被批评和斗争的对象，不少人被当做“石头”搬走，有些甚至被乱斗乱打，结果导致人心不安，闹得农村极度紧张。 从土地改革中农村干部的表现和境遇来看，部分干部的腐化变质和以权谋私，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干群矛盾，助涨了“左”倾错误的蔓延，发人深省。目前，广大基层干部仍然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推手。他们与农民朝夕相处，最了解农民的疾苦和诉求，同时又是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代表着执政党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状况及其所作所为给予高度关注，特别要注意提高他们的素养，防止他们腐化变质。为此，一方面需要从完善村民选举制度着手，在源头上将作风正派、群众威信较高的农民选拔到领导岗位；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现任基层干部的监督，防止他们误入歧途，并给予他们充分信任。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各项惠农政策得到贯彻落实。 时至今日，中国农村的新一轮土地改革已经拉开序幕。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12]要完成这些任务，首先要把握正确的改革方向，使广大农民实实在在从中得到实惠。其次要尽量避免犯错误、走弯路，还要防微杜渐。而对以往土地改革错误倾向滋生的原因及防范办法进行总结，也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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