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请简述过古代财政制度发展的脉络及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更新时间：2020-12-06 14:16:00 152次访问

一、古代财政的产生与发展 在原始社会时期，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也就没有财政。到了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生产物；随这着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逐渐产生了私有制，社会划分为奴隶主和奴隶两个对立的阶级，形成了奴隶占有制的生产方式。 奴隶主阶级为了保持生产资料和生产者奴隶本身的占有，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建立了拥有官吏、军队和监狱等具有强制手段的国家。国家在实现对内压迫奴隶、对外进行战争职能的过程中，必须使用一定的劳力，消耗一定的物质资料，这就产生了对财政的需要。 最初的财政，以国家的强制力量，通过对异族的虏掠，对奴隶的剥夺，以及对本族自由民征收贡赋等手段，获得国家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财政的这三种手段，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统治者一直沿用，只不过作了某些形式上的改变；而且后来居上，还增加了货币贬值等搜刮手段。赋税是财政搜刮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 二、古代财政的服务对象和各个时期来源 财政既然是实现国家职能的工具，因此国家机器建立在哪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国家政权握掌在哪个阶级的手里，财政就要为那种生产关系、为那个统治阶级服务。我国解放以前的财政，就是为奴隶主、封建地主以及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一切剥削阶级服务的；几千年的财政史，主要的无非是记录了剥削阶级统治者如何剥削被统治者的劳力和劳动果实，分配于统治阶级各个集团的事实。 有人认为，“共取而为国用者，不过为人民办事之政费”，甚至把清朝乾隆的上谕“国家一 应赋税，无论正、杂、羡余，凡征之官府者均系出之闾阎，究其实乃以天下之物力，供天下官弁兵民之用，为上者不过为之权衡调剂于其间”，作为正面的论证。这种掩盖剥削阶级财政实质的说法是不符合财政史实的。有些朝代，财政上确实采取过一些所谓“仁厚”的措施。但实际得益的并非是被剥削的劳动人民，而是作为剥削者的奴隶主和地主。 （一）封建社会初期的税收来源 商王成汤下“四方献令”，规定“因其地势所有而献之,必易得而不贵”，这只是对纳贡奴隶主的体贴照顾，至于奴隶们，依然是必须把一切生产品全部交纳给奴隶主，丝毫不能因此而发生变化。 （二）封建社会中期的税收来源 西汉“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接着又降到三十税一，其结果是兼并之风大盛，许多自耕农沦为佃农。因为少交赋税意味着出租土地纯收入的增加，田赋降低的最大受益者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这就鼓励地主豪富更加起劲地通过合法或非法手段兼并土地，不少自耕农民反而因此失去了上地。 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的封建社会后期，有些朝代统治者因某种原因一再蠲免田赋，得益的更是集中在地主身上。马克思说的“每出现一种新税，无产阶级的处境就更恶化一些，取消任何一种旧税都不会提高工资，而只会增加利润。”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是完全适用于封建社会的，封建国家增加田赋，地主必然立即转嫁到佃农身上；而降低或免去田赋，那就很少可能会从而减少向佃农征收的地租。 （三）封建社会末期税收来源 正如清代陈魏儒在《授田论》中说的:“君即薄征， 能薄之于敛之所及，不能蒋之于敛之所不及。”封建后期统治者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注意到这个“上惠不通”的问题。 康熙时洁朗延特地作了具体的规定:“凡遇蠲免钱粮，合计分数，业主的免七分，低户蠲免分，永著为例。”这种主七佃三的比例，偏袒地主是很明显的，而佣户从这时才有可能到三分的蠲免，这正说明过去不曾得到过减免，封建财政的阶级性思何等的鲜明。 三、古代的财政税制随土地制度而转移变化 经济决定财政。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我国古代的财政，从来都是和土地制度密切联系着的。我们一向自炫“以农立国”，从奴隶制的夏朝到十九世纪中叶封建末期，自然经济一直占统治地位，国家财政始终以土地为主要税源，因此，历代的财政活动，特别是赋税制度，总是随着土地制度而转移变化。 （一）封建社会初期税收变化 在奴隶制时期，“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以及“分田制禄”等，都是适应当时的井田制而产生的。春秋时随着私垦土地的增多，井田制受到冲击，出现了“初税亩”、“相地而衰征”等税制，在这段一千多年时间里，赋税几乎全部按土地征收。 （二）封建社会中期税收变化 从战国到唐初，封建土地私有制不断发展，公田私王消长剧烈，私田中的自耕农小块土地占着相当比重，税制实行地、丁、户并征，而以按丁、按户为主。到了唐代中则，随着均出制的设落，地主土地所有制有了重大发展，大量失去土地的人口无力担负按丁口征税，就产生了以按土地、资产为主的“两税法”。 明朝中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官僚豪强地主凭借特权而免税逃税，致使国家收入锐减，封建财政发生危机；另一方面贫苦农民的赋役负担越来越重，人民和统治者的矛盾趋于激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保证财政收入，政府清丈土地，实行了把一部分差没转到地亩里的“一条鞭法”税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僚豪强地主的免税特权和逃税门路。 （三）封建社会末期税收变化 到了清朝雍正时，又把“一条鞭法”作了发展，实行“摊丁人地”即“地丁合一”的办法，彻底取消了人头税，一律以田亩为征收对象，免除了豪强地主不负担丁徭的特权，使赋役负担较为均平。 这些情况，反映的是经济决定财政的原理，而财政活动和税制的执行，也往往对土地制变产生一定的影响。如税亩制和相地衰征的实行，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进程。某些王朝的轻赋或厚敛，也曾促使原有土地制度的改变，说明财政是可以对经济起一定的反作用的。 四、两种财政原则 （一）量入而出的提出 几千年来，我国财政制度始终以“量入而出”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正统原则。远在西周时期，《礼记·王制》篇就提出了“量入而出”这个财政原则的理论和措施。众所周知，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上古时代农业缺乏水利设施，早期更不知道施肥，粮食产量很低，又没有什么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丰歉完全听从天老爷的摆布。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国家财政基本上是单一田赋制，收入既不多，能收多少也没有把提，少收时又没有其他收入可以弥补，因此只能“量入为出”，不能入不敷出。 以后，我们国家又长期处于封建制度下，自然经济历久不变，天灾人祸史不绝书，经济发展十分缓慢。财政是决定于经济的，“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也就较长期地成为客观的必然。另一方面，儒家的思想对我国各方面有很大影响，对财政的影响也极为深刻。儒家认为，仁义是立国的基础，财利则是成德的根源，因此主张“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认为丰裕的财政收入会诱使君主奢侈淫乐导致王朝灭亡，只有薄敛简政才能使君臣避免走向堕落的道路，才能保持王朝强盛不衰。 他们还标榜施仁政，主张无条件的轻徭薄赋,把一些主张加强财政收入的官吏都指斥为“聚敛之臣”、“高利之臣”和“民贼”，要人们“鸣鼓而攻之”。甚至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把重视财政收入的官吏看作比盗贼还坏。他们还认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必须长期轻徭薄赋，藏富于民。这些思想，既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也反映了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要求,形成了有充分压力的社会舆论，并使最初由于生产力低下而提出的“量入为出”原则，穿上了“仁义”的外衣，变得更加不可动摇了。 （二）量出而入的出现 唐朝代宗时的宰相杨炎在实行“两税法”的建议中有“量出以制入”这样一句话，不少人认为这是提出了“量出而入”的财政原则。可是我们应当想一想，如果杨炎当时确是作为财政制度总原则而提出的，那么在一千多年来至少在表面都遵奉“量入而出”原则的情况下，他要改变这个传统，必然会讲些改变的理由，指出实行“量出而入”的必要性，以及用什么办法去做到“量出而入”。但是他却一句话都没有讲，接着讲的只是“两税法”的一些做法。可见杨炎并不是想改“量入而出”为“量出而入”，只不过提出“两税法”的一个具体做法，即总括当时所有各种赋税的征收数，以作为征收两税的总数分配到各州府去。 因为当时所有各种赋税的征收数，实际就是封建财政支出所需数，所以说“量出以制人”。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时，就是以前一年即大历十四年的税收总额作为征收两税的总额，这才是杨炎所说的“量出以制入”的本意。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上还没见过有入主张实行“量出为入”。 我们知道，剥削阶级的统治者，除了个别的以外，都只知道穷奢极欲、贪图享受，根本不考虑什么生产建设和为人民谋福利；劳动入民长期处于专制淫威之下，深受横征暴敛之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财政坚持实行“量入而出”的原则，能够限制以至削减一些多是属于消费性的支出，从而避免加重赋税徭役，这对人民来说，比较还是有利的。而“量出而入”，不去设法减少庞大的支出，却者重于增加收人，这就必然要横征暴敛，使劳动人民更加难以生存；而且，这个原则还容易为贪得无厌的剥削阶级统治者当做进进一步苛税重敛的理论护符，那更是祸延无穷了。所以，财政制度实行“量入而出”原则，既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因素，又有统治阶级政治需要的背景，也符合劳动人民无可奈何的消极愿望，因而长期处于不可动摇的正统地位。 （二）两种原则的践行和关联 那么是不是几千年的我国财政史都没有出现过“量出而入”的事实呢？当然并非如此。前面说过，财政产生于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即是因为有一定的财政支出，才去组织相应的财政收入，这就是“量出而入”，只不过是不自觉的罢了。西汉前期理财家桑弘羊则是有意识地去实行“量出而人”的，虽然他并没有打出“量出而入”的旗号。 唐代的刘晏也是不打旗号而实行“量出而入”的理财家。桑弘羊和刘晏是把“量出而入”做得较好的典型，史书称誉当时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对他们的理财手段作了充分的肯定。而不少的理财者，则是把“量出而入”搞成单纯的财政搜刮。几乎每个朝代的后期，那些理财者面对日益增多的财政支出，就不断新增或提高税赋，以弥补大量财政亏损，这当然是地道的“量出而入”。可是这些人都还不愿说自己是在实行“最出而入”原则，反之有的还往自己脸上贴“量入而出”的金字。 这就是说在中国财政史上，既有执行“量入而出”原则的，也有执行“量出而入”原则的。但是那些实际上在执行“量出而入”原则的人，却都讳莫如深。甚至还挂起“量入而出”的牌子，因此形成了财政制度上长期在奉行“量入而出”原则的虚象。所以那个“量入而出”原则的正统性，实际不过自欺欺人的假象。 五、总结经验，古为今用 古代财政，作为一种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的、以国家为主体、以剥削为特征的分配关系,它和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财政是有本质区别的。但是，今天的财政是由古代财政发展而来的，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知道过去，更有利于了解现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古代财政史极其丰富的内容，包括财政思想、财政制度、财政政策，以及财政对各个时期政治和经济的影响，我们都应该加以深入的研究。 1890年，恩格斯在给康·施米特的信中说，“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现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人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财政手段是国家权力的一种体现，它在我国古代各个时期对于经济发展起了怎样的反作用是值得我们去深入考察和认真研究的。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发展规律，古为今用，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财政史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