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流动？举例说明。
核心阅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社会阶层流动水平不断提升，有效激发了社会发展的深层活力。
■流动的中国从多个维度增强了社会发展的活力，为人们凭借自身努力改变人生轨迹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高水平社会流动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迫切需要推进更高水平的制度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英国用了58年、美国用了47年、日本用了34年的时间使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一倍，而中国仅用10年就实现了。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这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图景的生动描绘，又揭示了当代中国繁荣发展的重要密码。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社会流动
高水平的社会阶层流动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不仅有利于人力资本竞争，而且有利于社会和谐。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现代化和市场绩效导向对于促进阶层流动均具有重要意义。前者会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分工结构快速分化，后者则会使“唯才是举”的绩效原则成为劳动力市场竞争的主要标尺，因而都能有效提升阶层流动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勇于探索、大胆实践。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实践，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有力促进了高水平的社会阶层流动。一方面，随着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不断发挥，劳动力市场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通过努力拼搏和公平竞争，实现了向上的阶层流动。另一方面，政府作用得到更好发挥，特别是注重在宏观发展战略层次发挥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推动产业升级，努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强化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大区域协同发展。这些举措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为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创造了个人发展机会，促使数以亿计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快速转移，整个社会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快速增长，体力劳动者所占比例不断下降。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有机结合、协同发力，从多个维度提升了社会阶层流动水平。
社会学最新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代际总流动率持续上升，从20世纪70年代的0.38上升至当前的0.71。这表明，反映个体努力程度的自致性成就已经取代家庭出身等先赋性因素，成为影响个人社会地位的首要因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社会阶层流动水平不断提升，有效激发了社会发展的深层活力。
基础设施建设为流动社会提供重要支撑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如何跨越空间区隔，更高效率配置人力资源和各类资源要素，一直是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我们党以前瞻性战略视角推动高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1949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为1.8万多公里；2018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突破13万公里，其中高铁超2.9万公里，占世界2/3。随着国际领先的高铁和公路网络不断发展完善，一个规模巨大的流动社会逐渐形成，并在多个维度助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流动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变人们生活方式。便捷快速的交通出行使得人口空间流动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大为降低，流动已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生活常态。这让社会成员能够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活动，不仅可以获得更多发展机会，而且可以实现更为丰富多彩的旅游休闲。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有利于不同区域交融发展。
流动社会的发展有利于不同区域形成深度社会联结。借助便捷的交通网络，相邻地区的一体化发展态势日益显著。以长三角地区为例，依托G60高速公路和正在建设的沪苏湖高铁两大交通网络，由上海松江和浙江嘉兴、杭州等九城（区）协同打造的区域产业和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平台已显雏形。即使在空间上有一定距离的不同区域，也可以借助便捷的交通网络形成深度对接的新型发展机制。例如，贵州在开通黔粤、黔湘等高铁线路后，与相关经济发达城市之间建立起更为紧密的对接机制。
流动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协调发展。面对流动社会，局限于属地管理和服务的传统思维已不再适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越来越强调协调发展、有序对接和一体化布局。当前，我国已经在养老、医疗等多个关键领域形成了区域衔接的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可以预见，随着流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跨区域供给还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制度创新不断释放人口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针对不同时期人口流动特点适时进行制度创新，促进人口因素在产业、行业和地区之间充分流动，不断释放人口红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
积极构建流动人口在城镇就业、生活的制度保障体系。截至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8亿。针对这一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劳动者群体，国家不断创新制度，着力保障其权益。比如，2010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与其他职工一样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又如，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这稳定了流动人口群体在城镇发展的预期，推动流动人口深度融入城镇，也有力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不断提升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与知识素养。我国农民工培训体系不断发展完善，根据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布局需求，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在岗技能提升培训、创业培训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进入新时代，各级政府在农民工培训上的投入不断加大。2014年至2017年，全国累计开展政府补贴性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达3856万人次。这有力提升了农民工群体的技能素养，使其能够更好适应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要求，并更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努力引导创业人才和高技能劳动群体向欠发达地区流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等，引导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获得财富积累和技能提升的劳动力群体向欠发达地区流动。截至2015年底，返乡农民工创业人数累计超过450万，而且这一势头有增无减。这表明，人口流动制度创新正在逐步优化人力资本在不同区域的配置，促进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适应社会流动要求加强制度创新
回首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流动的中国从多个维度增强了社会发展的活力，为人们凭借自身努力改变人生轨迹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也要看到，高水平社会流动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迫切需要推进更高水平的制度创新。
人口高速流动对创新社会治理提出更高要求。我国当前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在属地管理模式基础上，其特征是主要面向属地居民提供标准化公共产品，在流动社会必然会遇到一些挑战。比如，无论建立在“街居制”基础上的城市管理制度体系还是农村基层管理体系，都无法有效覆盖流动人口，并对其实施高水平的管理与服务。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都在探索以党建引领治理创新的模式，以应对流动社会带来的新问题。今后，在进一步优化流动社会的公共服务模式、创新基层治理组织体系方面，还有很大探索和提升空间。
流动社会的发展对构建社会认同体系提出更高要求。在流动社会背景下，来自不同地区的多样化观念不断碰撞，使得不同群体形成共享性社会认同面临更大挑战。有效构建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协调机制以及富有包容性的社会认同价值体系，显得尤为重要。要实现这些方面的深度改革创新，就要形成与流动社会相匹配的价值观念与保障体系。
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对系统整合的宏观政策设计提出更高要求。随着人口、资源和要素在不同区域高速流动，如何从整体上有效提升与之配套的服务与管理能力，成为当前国家治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面对这一深层次问题，单一的属地管理模式难以形成有效应对机制，需要在宏观层面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整体性制度设计
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个人或群体社会地位的变化，即从某一社会阶层到另一社会阶层的变化。按不同标准可分为多种形式:(1)根据方向，可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2)根据范围，可分为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3)根据规模，可分为个体社会流动和团体社会流动;(4)根据原因，可分为结构性流动和自由流动;(5)根据方式，可分为竞争性流动和赞助性流动。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首先在《社会流动》(1927)中进行系统研究。此后人们注意到流动的测量、原因和障碍。西方社会学家视其为现代工业社会的重要特征，认为其有利于人尽其才，并认为社会越开放，阶层的流动率越高，流动所需的时间越短， 流动的幅度也越大。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减少阶级冲突。1967 年，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的一项大规模调查确认，个体的教育水平、第一职业及父亲的职业与文化程度是影响流动的决定因素，其中的关键是个人的教育水平。
中国从1979年以来发生的社会流动便是证明。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阶级关系，在革命过程中和革命之后，阶级关系发生大调整，在调整中各阶级的成员必然出现上升或下降的流动。④由发明创造引起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流动的根本原因。前三种原因都是由它派生的。前者引起的社会流动是个别的、局部的或暂时的，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些原因都不可能出现。归根结底，社会流动的根源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传统社会里，社会流动之所以稀少，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缓慢;到了工业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分化，社会流动率才不断提高。一个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向上流动的比率也会提高;反之，就出现众人的向下流动。
中国的社会流动 古代中国是一个长期封闭的农业社会，封建的生产方式长期占统治地位。在此基础上形成安土重迁的价值观念,以安居乐业,"士者恒士，农者恒农"为其理想目标，对社会流动采取排斥态度。"新贵"、"暴发户"、"破落户"、"外来户"都是对流动者的贬称，在古代中国社会流动甚少。不过垂直流动和人口的横向流动还是存在的，接受教育、参加科举是庶民向上流动的一条重要途径。人口流动主要是由自然环境和战乱引起的，流动的大方向是从西南向东南方向的流动。除此之外，还有由内地向边疆、由东北向西北的人口流动，这些流动主要是由垦荒戍边而引起的。封建社会末期出现了从华北向东北的流动，以及从闽粤向东南亚各国的流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除了建国初期一次规模较大的结构性流动之外，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职业阶层间的垂直流动和职业内部的水平流动都受到严格的控制，流动率较低。但是，由于部分优秀工人、农民参加了各种行政、事业管理，职业阶层出现了某些流动。同时,随着劳动人民的子弟受教育的机会增多,向上流动也有一定的增加。在1966~1976年期间，曾一度出现过由政府动员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这是一次代际之间的向下流动。所以出现限制社会流动并组织向下流动的情形，除了政策制定者认识上的偏差之外，主要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甚至有时某些方面出现倒退造成的。
1979年以后，中国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实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制，政府部门的部分权力下放，一部分地区放宽了农村与城镇间的人口流动限制。于是，社会流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展开。据统计，至1987年全国农村已有8000余万劳动力从农业转到非农业，实现了就地的职业转变;全国城乡出现了个体劳动者阶层;城市改革使有知识、有才能的人有机会上升到管理阶层。以上流动多半为垂直的向上流动。这个时期的水平流动的主流，是从全国各地向南方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流动，各个大城市和闽粤两省人口向海外的流动也重新活跃起来。这次以向上流动为主流的较大规模的社会流动，标准和途径各异，或许是社会改革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然而从长期趋势看，教育水平和技能将成为向上流动的首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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